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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抵御经济周期智慧城市如何应对。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时间:2020-04-17 12:50:05 作者: 来源:本站 点击:次 【收藏到QQ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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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移雄研越要贯彻董事长杨杰同志把发展5G作为政治任务的指示,做好基本工作的同时认识经济形式,掌握新基建政策,协调政府投资工作,为社会经济稳定尽一份力。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会议中提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自2020年2月至今的时间内已经在中央层面的会议部署已经五次出现。如此高频率,高级别的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任务,实属罕见。事实上,新基建政策脉络的官方表述可以追溯到2018年,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见中央对于5G、IDC、AI等新兴技术重视由来已久,是在下”一盘大棋“(表一)。

  今年2月以来,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范围爆发的背景下,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每个深处其中的居民都能感受到凛冬来临的气息,然而从全局角度来看,经济的动荡和承压已经成为事实,从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的角度观察,在过去两年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国内需求和对外出口的规模增速受到了明显的压制。

  从国际需求看,自2018年特朗普主导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贸易策略,在科技、农业等多个领域制造了经贸问题,尽管多轮反复磋商,但是期间大幅关税提高、贸易规则修改等实质性操作,使得我国贸易出口受到了一定规模的影响。在2020年2月,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未来阶段出口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经贸手段的反复多变性也预示着不确定性,经贸问题局势趋缓,出口企稳回升是长期过程。另一面,新冠疫情在二月份开始逐渐进入全球范围大规模流行阶段,造成全球产业链、物流体系和消费需求的实质性快速降温,同时也对全球贸易乃至全球金融的信心和预期造成了悲观前景。在实质和信心的双重压制下,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出口新订单和进口指数大幅下探(图1),分别为28.7,31.9(PMI指数的基准值为50),达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波谷位置。从国内供给国内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图2),和东南亚国家的相比处于劣势,这以现状对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造成了挑战。但是另一方面,在传统贸易增速受阻的背景下,商业模式上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引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优化了进出口贸易的商业关系,为出口提供;产业格局上也在经历以5G通信、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驱动下的全产业生产力的发展变革,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上向着更高价值沉淀的先进制造环节进化(图3)

  另一方面也将对出口贸易的产品品类变迁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国内需求宏观规模看,2019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较2018年增幅8.0%,对经济净增长占有绝对比重(图4)。2019年中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比为50.2%,发达国家平均占比为60%~70%,在中国社会城镇化进程中,该比重会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因此,国内需求的持续扩大和释放具有巨大空间。但是从国内需求微观结构上看,消费类型有服务性升级需求受到居住成本挤压了。2019年居民部门杠杆率达55.8%,(图5)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0.2万亿元,居住占城市居民消费性支出比例已经达到24.82%(图6),较强的挤占效益限制了国内需求增长的势头。

  相比出口和内需两架马车,受到市场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投资是政府可以主导参与发挥调控的领域,主动对冲经济下行达到稳增长稳就业的目的。并且相比出口和内需,投资拉动有着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基础设置建设则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期溢出效益。因此基建效果对经济的刺激路径更为多样。以运营商的主战场5G产业基础设施外溢性为例(图7),首先从需求角度看运营商投资建设5G基站,需要购买大量的通信设备和工程服务,这就快速创造一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同时这些通信设备供应商也需要向上游购买天线、芯片、PCB、光通信、光缆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供应商还要向更上游的企业购买塑料、晶圆、铜等材料,基站完成建筑工人施工后还需要检修人员维护,供应商直接为了竞争获得更多市场份额还要加大研发、广告宣传、售后服务等,又创造了一系列劳务就业需求,从而以链是反应的方式带动全社会需求扩大;从共给角度看,除了运营商外的其他行业,在5G给自身行业带来创新机会中,都会加大对自身相关产业的投资,投资的资金首先也会转化成产品和服务,引发链式需求扩大;同时由于是技术创新型投资,会持续加大资本深化,带来单位劳动效率的提升,进而提升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从消费的角度看,5G商用直接促进了了信息服务和产品的创新升级,丰富的创新产品带动了信息市场消费扩大和升级;5G在垂直产业的应用促进千行百业发展,降低了消费和成本,通过商品价格的下降也刺激了消费。在出口方面:5G相关产品和服务通过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方式,可以打开国际市场,把国内供给和国外需求对接。

  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新基建投资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产业任务,也是国家和社会赋予通信行业的责任与期望,同样也是运营商转型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3月6日,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同志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加快5G发展专题会(图8)表示“公司坚持把5G建设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好5G独立组网测试进度,确保如期完成5G网络建设,做到5G建设目标不变、发展节奏不停,力争2020年底5G基站数达到30万,确保2020年内在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提供5G商用服务”。作为中国移动专业公司的雄研院,面对这样的任务和挑战,智慧城市工作有哪些新的机遇和应对。

  随着中央级别的领导指示向各省各市传达,再到千行百业的逐渐在社会范围形成共识,新基建的时间窗口也渐行渐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规模大,周期长,因此在项目动工前进行分析论证,规划安排是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的必要程序。参考2008年基建潮的顺序,2020年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潮到来前,会迎来一个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顶层设计规划潮,这对于雄研院来说无疑是一个有效抓手。这其中机会点不局限于政府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招标,还应广泛包括政府的行业座谈、项目顾问以及一些大型企业和中国移动服务交叉领域规划。在这些机会点中,积极协助客户做好智慧城市、5G及AICDE相关咨询服务,把我们的技术知识和产业资源主动向客户推广,把握新基建历史性机遇窗口。规划和咨询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下三个方面的机会点。

  首先,聚焦各级会议方针和重点的动态,完成政府客户售前画像。在中央层面开展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部署后,各省级市级也会相继出台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细节更详细的政策文件。第一时间学习相关文件,发掘其中的DICT项目机会,能够大幅优化政企客户营销的精度和效率。在为客户推介产品和定制方案时,也能以更高视角理解客户的立场和需求。例如西安市航天基地聚焦国家战略方向,把握新基建的投资方向与重点,结合区内产业优势和基础建设进程,率先出台《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若干政策》。这也是在“新基建”政策窗口下,陕西省的第一个专项政策。“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驱动,兼具科技和基建双重属性的新型基础设施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西安航天基地从5G网络、数据基础设施、智能社会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市场开拓、应用场景等7个方面,出台12条具体措施,重点聚焦基础性、平台型基础设施建设,既补贴项目建设又考虑运营成本,又有研发支持又有应用奖励。该政策将场景创新作为加快基建、发展产业的新路径,力争通过“保姆式”的政策组合拳,统筹推进航天基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新基建引领、前沿企业集聚、智慧场景活跃的世界一流航天新城。”不难预见,接下来航天新城区域内的5G、云、IDC等各种智慧应用项目招投标和产品采购会趋于活跃,在政企业务实现业绩任务的同时也能助力开发区完成政治任务,是实现供求双赢。

  第二,充分用好5G角色作为切入身份,提供专业化一站解决服务。从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始于2012年,而雄研院成立不足2年,客观上存在入行晚名气小积累薄是业务发展的阻碍。相比之下,中国移动在移动通信领域伴随中国广大用户从1G到5G经过了20年风雨历程,堪称全世界范围内客户认可度最高的移动通信品牌。因此政府客户面对研院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短时间没有接受,但是当5G通信网络建设任务到来必然首选中国移动。这样一方面,在新基建窗口下,政府客户的5G新基建需求扩大的同时,智慧城市产品可以包装成5G+AI+大数据等和政策对口的产品形态。在与政府客户规划5G基础通信网络建设方案时,同时也可以把5G+垂直行业智慧应用解决方案推介给客户,能够提高集团政企客户挖掘的深度,为客户提供了全方位全周期的DICT服务。尤其时智慧城市设施后期的运营能力服务,很少有智慧城市的厂商能够长期的在项目中持续投入运营资源,而如果政府客户自己承担运营工作在专业性和人力资源政策上很难满足;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客户同时要完成多个方向新型基础设施部署过程中协调多家总集单位施工进度的麻烦。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工程都需要动土施工,因此需要更长周期的统筹发展眼光,例如机器人产业园建设中同步考虑5G基站部署、智能制造中工业互联网方案、企业配套智慧社区规划、新区数字化治理的物联网边缘网关的选点、照明水务电力燃气等城市的智慧化建设等问题。如果等园区建成后,再开挖主干网线,架设智慧灯杆、按照高清摄像等工作造成重复建设浪费的同时也影响区域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故在新基建窗口下,用好5G名片是服务政府客户和增效业务推广的双赢方式。

  第三,同步把握广义新基建领域智慧化机会。根据中央一系列文件讲话对于“新基建”的描述和规划,“新基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狭义的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比如云计算、大数据、5G等;二是广义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比如环保、市政、能源、水利、交通等项目与5G+AICDE结合。根据国金证券研究所统计,在2020年全国各省的重点基建项目规划中,上述两类“新基建”占比约15%,除此之外仍有巨大的传统基建的新建项目。其中第二类传统基建改造和新建传统基建项目中的DICT需求,也是非常巨大的市场。虽然,这些项目的总包公司都是一些非通信和电子领域的公司,但是在分包层面他们也有建立数字化平台、建立物联网体系等需求。例如能源系统的智慧抄表,市政领域的智慧停车、智慧环卫,公共照明的智慧灯杆等这些产品,他们如果孤立的运作就难以发挥最大效用,都有建立平台一体化智能管理的需求,这些分布在城市各点终端自然离不开5G和NBiot这些通信服务。因此,雄研院如果能抓住传统基建投资项目中DICT需求这部分份额,也能获取可观的一批业务和客户。

  202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G20会议后,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为今年政府工作确定了总基调,即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会走出自己的节奏,积极财政与货币宽松组合发力,利率继续下行,降息降准保持节奏,同时特别国债、财政赤字、专项债配合同步推进。这次会议一方面强调了当前经济局面的紧迫性,另一面也释放明显宽松预期,简单说今年央行和政府要印钱花钱。众所周知,搞基建、搞智慧城市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的。虽然现在有了央行和财政的宽松政策,但是有了2008年基建刺激的案例和过去三年地方政府债收紧的政策,本轮基建潮的资金不再是简单粗暴地方政府信贷扩张这么简单。结合雄研院的工作方向,有如下两个方向值得关注:

  第一方面,利用PPP模式,结合产业资本、科技技术和政府平台能力加快智慧城市建设。2月28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领域PPP项目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推动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领域PPP项目规范运作。2月17日财政部PPP中心发布新PPP综合信息平台上线,进一步完善PPP的管理工作。2月13日财政部PPP中心印发《关于加快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半个月内财政部连续三次发文PPP,不难看出这是财政部为中央“新基建”工作部署提供具体财政政策依托。同时也表明,PPP是财政部鼓励支持的政府企业合作模式。其原因在于,首先,智慧城市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同时又占用了一定的社会公共资源,因此政府有权力和义务参与;其次,新型和智慧决定了项目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需要具有研发背景和技术实力专业公司参与;第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长期性,需要一支具有运营维护能力团队提供持续稳定的支撑工作,这也要求PPP成立项目公司来吸纳这部分人才。第四,基建项目在资金需求上有前期大资金,后期长资金的资金规模和周期的动态匹配,PPP灵活的融资机制也适合这种场景。在2020年2月,浪潮软件和浙大网新组成的联合体中标了淮安市智慧城市ppp项目,项目金额8.9亿,期限12年,包含基础设施工程、政务工程、民生工程三大类,智慧城市云计算平台、市政府云计算中心扩建工程、法人信息库,市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平安城市-视频监控、全业务光纤网、智慧交通、智慧教育、阳光扶贫和人口库等多个子项目。雄研院可以借鉴此PPP模式,由省公司或集成公司与合作伙伴组成联合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能力,在5G+智慧应用领域探索合作模式同时也能更有效的推进智慧城市和新型基建任务的推进。

  第二方面,在创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各地政府都在推出各种新兴产业政策,通过股权投资、债权融资等各种方式扶持和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在当地开展相关研发建设。这一方面能通过基建刺激的形式对冲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地方人才引进、招商引资、产业升级的长效工作,是鼓励创新和新基建政策的结合。智慧城市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与这些新兴产业政策的契合度就很高,相关项目有机会以较低成本获得优渥的融资条件。例如,2020年3月25日上午,西安高新区与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陕西省分行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上述三家政策性银行将为西安高新区提供不低于800亿元的资金支持,助力高新区加快推进硬科技示范区建设。雄研院可以积金和各地高新区展开合作,争取获得政策性资金、土地、财政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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